我現在已是五個兒女的父親瞭。想起聖陶喜歡用的“蝸牛背瞭殼”的比喻，便覺得不自在。新近一位親戚嘲笑我說，“要剝層皮呢！”更有些悚然瞭。十年前剛結婚的時候，在胡適之先生的《藏暉室札記》裡，見過一條，說世界上有許多偉大的人物是不結婚的；文中並引培根的話，“有妻子者，其命定矣。”當時確吃瞭一驚，仿佛夢醒一般；但是傢裡已是不由分說給娶瞭媳婦，又有甚麼可說？現在是一個媳婦，跟著來瞭五個孩子；兩個肩頭上，加上這麼重一副擔子，真不知怎樣走才好。“命定”是不用說瞭；從孩子們那一面說，他們該怎樣長大，也正是可以憂慮的事。我是個徹頭徹尾自私的人，做丈夫已是勉強，做父親更是不成。自然，“子孫崇拜”，“兒童本位”的哲理或倫理，我也有些知道；既做著父親，閉瞭眼抹殺孩子們的權利，知道是不行的。可惜這隻是理論，實際上我是仍舊按照古老的傳統，在野蠻地對付著，和普通的父親一樣。近來差不多是中年的人瞭，才漸漸覺得自己的殘酷；想著孩子們受過的體罰和叱責，始終不能辯解——像撫摩著舊創痕那樣，我的心酸溜溜的。有一回，讀瞭有島武郎《與幼小者》的譯文，對瞭那種偉大的，沉摯的態度，我竟流下淚來瞭。去年父親來信，問起阿九，那時阿九還在白馬湖呢；信上說，“我沒有耽誤你，你也不要耽誤他才好。”我為這句話哭瞭一場；我為什麼不像父親的仁慈？我不該忘記，父親怎樣待我們來著！人性許真是二元的，我是這樣地矛盾；我的心像鐘擺似的來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