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擱置的生命

文/劉瑜)我的博士畢業論文淅淅瀝瀝寫瞭三年，終於快要答辯瞭。三年來，我慢悠悠地在圖書館、傢、河邊公園、咖啡館之間晃。左晃晃，右晃晃，一天寫幾個字瞭事，跟給公社幹活掙工分似的。

雖然晃晃悠悠，可是三年來，我不辭辛苦跟人宣稱我在“趕論文”。每當有人問我，“忙什麼呢？”我就理直氣壯地說，“趕論文呢”。

說得多瞭，自己也就信瞭。一旦自己都信瞭，就開始行色匆匆，一付“誰也別理我，忙著呢”的架勢。瞧，他們在忙著談生意，寫材料，評職稱，種糧食，倒賣國有資產，打伊拉克，而我，我忙著“趕論文”。聽聽，“趕”論文。就是靠著這點虛張聲勢的忙碌，我獲得瞭一種濫竽充數的成人感。

成人感，總是必須的。我三十瞭，不能再穿著蕾絲花邊裙子，在公園裡蹦蹦跳跳，把一個又一個下午，象難吃的水果一樣，咬一口就吐掉。

虛假忙碌的直接後果，就是我開始為瞭“事業”，而擱置生活。我給自己列瞭一個清單，上面列舉著我“寫完論文以後”要做的事情。在過去三年裡，這個清單不斷變長，其中包括：盡情地看恐怖推理小說；把我CD中所有好聽的歌整理出來，自制CD；打Mario最新版的遊戲；一周去看兩個話劇；到一個不知名的地方去旅行，住上兩個月；好好讀一遍世界史；研究拉美的政治經濟；學跳探戈；寫驚世駭俗的小說……總而言之，我把自己全部的“興趣”、“愛好”、“願望”、“夢想”，或者說，“生活”本身，都給推遲到瞭“論文完成之後”。我的論文簡直就是一個一病不起的親人，把我牢牢地栓在一個小黑屋子裡，哪兒也去不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