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說中國模式前無古人

中國模式不可能簡單地被不具備同樣歷史路徑與“前結構特點”的其他國傢復制，也不可能被簡單仿效。

從政治與社會的關系來說，中國模式實際上就是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經由特定的歷史路徑，而自然形成的“強國傢—弱社會”的關系模式。由於歷史路徑不同，文化傳統與政治生態不同，它區別於東歐模式、南歐模式、拉美模式、更不同於歐美發達國傢的社會模式，它並非人們按某種理念人為設計的結果，而是改革開放的中國集體經驗，在不斷試錯過程中，適應環境變化而形成的歷史產物。

更具體地說，首先，改革開放實踐中，執政黨保留著強勢的執政資源，其次，社會領域中的個人，地方與企業又在市場經濟中獲得瞭競爭的自主性。第三，國傢的力量使社會發展限制在一定的范圍以內。社會自主發育受到國傢有力的督導與管控。久而久之，改革三十年後的中國的國傢與社會之間，就形成這樣一種特殊的“強國傢—弱社會”關系結構。(這裡指的強弱是指這兩者的相對關系而言，並非指國傢具有無限的能力。)這種結構在政治社會學上，也可以稱之為“後全能主義型的威權發展模式”。

這種在不斷適應環境的“試錯反彈”過程中形成的中國模式，為什麼在經濟上有突出的效績？從強國傢模式的結構上來考察：在市場經濟導向下，國傢一方面允許社會中的個人、企業與地方等微觀細胞具有瞭追求自身利益的積極性，另一方面，又利用全能主義時代形成的動員能力，來整合資源，通過資源與人力低成本的優勢，將整個國傢變成一傢“大公司”，讓各個省、地方成為各有自身利益的子公司，有學者稱這種結構是“行政聯邦主義”，也是這個意思，這種中國模式，在世貿組織的遊戲規則下，在外向經濟中發揮瞭競爭優勢。尤其是，在西方各國與發展中國傢普遍陷入“民粹主義——福利主義”困境的條件下，中國這種經濟發展恰恰具有“權威整合——個體競爭”的集群優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