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質的抗爭為何遭遇不同的命運

文/時言平)12月3日，臺灣“教育部長”蔣偉寧被大學生陳為廷嚴批偽善、說謊，斥責他不應發文“關心”參與反媒體壟斷的學生。相關圖文引起瞭大陸民眾的廣泛關註和議論。

看到教育官員被學生罵的狗血淋頭，還要帶著笑臉主動與罵人學生溝通，大陸民眾除瞭感到新奇和快意，更是疑惑：大陸的學生何時也能像陳為廷般與教育官員進行此般對等的溝通，教育部長何時也能夠虔誠地接受批評和建議。

由此情景，不禁讓人想到近期發生在大陸的異地高考“權利攻防戰”。由陳為廷，更是讓人想起那個僅有15歲的、約辯異地高考反對者的“非滬籍”抗爭者占海特。陳為廷和占海特，都是風華正茂的學子，都是致力於教育環境改變的權利抗爭者，但他們的境遇和命運，卻截然不同。

為瞭自由，陳為廷可以面斥“教育部長”；而為瞭公平，占海特卻付出瞭輟學的代價，甚至小小年紀，便要獨自面對反對異地高考的一大群成年人。如此情境反差，讓所有為大陸教育環境改善的關註者和抗爭著心生悲涼。更多的人也許會問：在異地高考的“權利攻防戰”中，緣何成為既得利益者與抗爭著的近身博弈，為何不見教育部門的身影？如果教育部門能夠站出來，這場關於教育公平的論證，或許將不會成為孤獨的占海特“一個人的戰鬥”。關於教育公平的博弈，或許能夠從戶籍地與非戶籍人群之間的權利攻防戰的僵局中突圍出來，更好地明確公平實現的方向。